一位哲学家对于经济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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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哥大学
2021-10-01

1764年,距亚当·斯密发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已经过去了五年,在这五年的时间里,他从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晋级为“哲学家斯密”,正如科学家探索太阳系的起源一样,亚当·斯密尝试去探索道德认同的起源,他想要理解在道德的框架下,自以为中心的人是如何去满足他人的需求,他试图借助这样一部哲学著作将自己对于人性的思考和理解完整的表达出来。

他的这种表达得到了强烈的回应,慕名前来的学生源源不断的涌进格拉斯哥大学的校门,他耐心的教授每一位学生,为他们解答各种困惑,但他自己对于人性和生活的理解,可能要在这象牙塔外寻求答案。于是,在这一年,他辞去了格大教授的职务,应了布拉克公爵之邀,以家庭老师的身份,游历欧洲。

在这次游历中,斯密遇见了伏尔泰,拜访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感受到了巴黎生机勃勃的艺术创造和智力创造,并且发现了一所因重农主义而闻名的经济学院。斯密聚精会神的聆听重农主义者的思想,并以此为契机,开始认真梳理和验证自己对于经济市场的观察和思考。

1766年,布莱克公爵的弟弟因病去世,亚当·斯密的游历也因此结束,他由伦敦返回自己的故乡,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他写书,旅行,与城镇的居民交谈,也约见银行家、商人或政治家,终于在1776年出版了人生第二部著作—《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

可以说正是因为《国富论》,经济学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才会发展成为今天人们了解和解释所处世界极其重要的工具。《国富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框架上对于处在经济社会中的人更深刻的思考,他想告诉我们,人都有改善自己境况的渴望,这份渴望也许并非一直强烈,但却打从我们出生就陪伴着我们。

因为这份渴望的存在,人们借助交换去获得对于自身而言更有价值的东西,而社会中每个人基于自身利益被迫去权衡他人的利益,在这无数多个个体寻求平衡的过程中,社会便由此有序的运作起来。正如法国学者曼德维尔提出的一个悖论,“私人恶德即公共利益”,基于人的自私建立的交换,反而最终有益于社会。亚当·斯密把这股大众从各自利益出发,在市场上所达成的平衡称为“看不见的手”。

而在这双“看不见的手”的背后,包含了斯密对市场最重要的理解——分工。斯密用扣针进行举例:一根小小的扣针看起来并不起眼,但其背后也有很多工序,抽铁丝、拉直、切断、削尖等等十八道工序,如何才能提高生产的效率呢,人们在实际中发现,最好的办法是将这十八道工序分给十八个工人,分工之后,平均每人每天可以制作4800根扣针,而如果不分工,一个人来做全部工序的话,熟练的工人可能就是20根左右,不熟练的可能一根也造不出来。

他阐述了分工之所以提高产量的原因,首先,每个工人在其特定的作业中培养出来的技巧使其在日常工作中更为灵巧熟练,其次借助流水线作业的优势,使得每一步作业在转换过程中能更有效率,最后更专业的工人更有可能发明工具,为其在日常工作中所用。如果非要总结《国富论》的核心思想,那可能就是:分工产生效能,合作创就繁荣。

亚当·斯密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一个关键时代掌握了关键的问题。《国富论》是当时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仅有重农学派、重商学派的影子,更有苏格兰和法国等启蒙运动家的贡献。亚当·斯密在向人们展示自己对市场理解的同时,同时也提供成从分工入手使得社会财富增加的方法,他关心公共利益,但也鼓励政府加大教育的投入,使得在每条流水线上作业的民众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避免在机械式重复的工作中变得麻木。

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的很多概念,由一个多世纪以后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进行详细的阐述,而他所开辟的古典经济学的道路,也在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马尔萨斯与穆勒的努力下变得宽广和辽阔。

最后,用调侃经济学家的一个笑话作为结尾。如果你教会一只鹦鹉说“供给”和“需求”,那这只鹦鹉就是经济学家了。但我想,如果我有一只鹦鹉,我会教它说“分工是繁荣的基础”,相信它的水平一定超过了一般的鹦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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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二小,理工男,AQF持证人,CFA Ⅲ Candidate。喜欢在山里放牛,闲暇时也写字。喜动,乐衷于世间的探索,以此满足内心的好奇;好静,相比于喧嚣,更享受独处时内心的欢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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